美利坚1929：大文豪甘迺迪 - 第59章 赫斯特发力

    远在加州的赫斯特虽然在避风头，但也看到了这些內容。
    他坐在圣西蒙的海边庄园里，手里拿著从纽约发来的电报，上面是亚瑟·甘迺迪的最新消息。
    这座庄园耗资数百万美元，是他权力和財富的象徵。但此刻，他的注意力全在那几张薄薄的报纸上。
    《纽约先锋者报》的销量在持续上升，亚瑟的戏剧创作笔记引发了广泛討论。
    工会在组织读书会，学生在校园里辩论，普通市民在街头谈论。这种自下而上的舆论发酵，是最危险的。
    赫斯特放下报纸，点燃一支雪茄。
    他在新闻界摸爬滚打四十年，见过无数挑战者，有些人有才华，有些人有勇气，有些人有理想。
    但大多数人都失败了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懂规则。
    新闻界的规则很简单：谁掌握传播渠道，谁就掌握话语权。
    亚瑟现在有一份小报纸，有一些忠实读者，有一些工会支持。
    如果他继续扩大影响力，如果他的戏剧真的成功了，如果他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，那就麻烦了。
    赫斯特拿起电话，拨通了纽约的號码。
    “托马斯，你看到甘迺迪的戏剧创作笔记了吗？”
    “看到了，先生。”托马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。
    “很好。现在是时候行动了。”
    “您的意思是？”
    “组织批评文章。从专业角度批评他。不要攻击他的动机，攻击他的能力。找几个戏剧评论家，让他们写文章。重点放在两个方面：专业门槛和资源挪用。”
    “专业门槛？”托马斯在电话那头记录著。
    “对。强调戏剧创作需要专业训练，不是隨便一个人就能做的。甘迺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他的尝试註定失败。”
    这个策略很精妙，不说亚瑟的想法不好，而是去说他没有能力实现。
    不说他不应该批评政府，而是去说他选错了方式。
    这样的批评听起来客观，理性，甚至带著一丝惋惜。
    “资源挪用呢？”托马斯继续问。
    “强调现在经济困难，资源有限。甘迺迪把钱和精力花在戏剧上，是在浪费资源。这些资源本应该用在更紧迫的事情上，比如救济失业工人。”
    这个角度更狠。
    它把亚瑟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不负责任，暗示亚瑟在玩艺术游戏，而工人在挨饿。这会让支持亚瑟的人產生道德上的不安。
    “明白了。”托马斯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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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记住，语气要客观，要像是出於专业考虑，而不是个人恩怨。要让读者觉得，我们是在为他著想，是在惋惜他走错了路。”
    “我会安排的。”
    托马斯立即开始行动。他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摆著一份名单，上面是纽约最有影响力的戏剧评论家。
    有些人是真正的专家，有些人只是会写漂亮文章的文人。
   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：需要报社的支持。
    评论家的生存依赖於报纸给他们的版面。没有版面，他们的文章就没人看。
    没人看，他们就失去了影响力。失去影响力，他们就什么都不是。
    所以，当托马斯打电话给他们时，他们都很客气。
    他第一个致电自家报社的人，《纽约日报》的罗伯特·本奇利，请他从专业角度分析亚瑟的剧本创作，並“客观指出可能面临的困难”。
    接著，他打给《美国信使报》的乔治·简·內森，暗示在经济困难时期，亚瑟將精力投入戏剧存在“优先级问题”。
    最后，他联繫《纽约晚报》的约翰·安德森，请求以新闻报导形式提及该项目“在团队、资金和场地方面面临的挑战”。
    第二天，三篇文章同时发表。
    首先发难的是罗伯特·本奇利在《纽约日报》的专栏，题为《段子不等於戏剧》。
    他开门见山地承认：“亚瑟·甘迺迪的创作笔记充满了讽刺与幽默，但有趣不等於有效。”
    他认为戏剧的基石並非笑料的堆砌：“戏剧需要结构、节奏与共鸣，而不仅是笑声。”
    在他看来，亚瑟的聪明段子如同散落的珍珠，缺乏一根贯穿的主线。
    “它们讽刺了官僚逻辑，却缺少人性的温度与希望的微光。观眾笑过之后，恐怕只会感到一种聪明的空虚。”
    本奇利的文章写得很专业，引用了很多戏剧理论。
    他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，提到了莎士比亚的结构技巧，提到了现代戏剧的发展趋势。
    他的结论是：亚瑟需要学习，需要找专业导演，需要和专业演员合作。否则，这个项目很可能会失败。
    紧接著，乔治·简·內森在《美国信使报》上拋出了一个更尖锐的议题：《艺术还是救济？》。
    他將討论拔高到社会资源的道德分配层面。
    “在经济崩溃、无数家庭陷入困境的当下，我们必须质问资源的优先级。”
    他並不否认艺术的价值，但强调：“戏剧可以等，但失业工人不能等。”
    他认为，將工会有限的场地与资源用於就业培训或社区救济，或许比上演一出政治讽刺剧更为紧迫。
    “人们此刻最需要的是一份工作，而非一堂关於政府运作逻辑的课。”
    他看似宽容地建议：“也许甘迺迪先生应当等待一个更合適的时机。”
    最后，约翰·安德森在《纽约晚报》的报导《理想与现实的距离》中，则扮演了务实分析者的角色。
    他冷静地罗列了项目將面临的五重现实挑战。
    他的结论是：“理想很美好，但现实很骨感。从理想到现实的距离，往往比想像更远。”
    他虽未直接否定，但其列举的每一个问题，都意在勾勒出一个业余理想主义者面前那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    三篇文章，分別从艺术性、社会性、可行性三方面构筑了一道批评的阵线。它们共同的潜台词是：亚瑟·甘迺迪，一个写专栏的编辑，或许该待在更熟悉的领域。
    这些文章发表后，舆论开始出现分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