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利坚1929：大文豪甘迺迪 - 第67章 李普曼发文（继续求月票~）

    海明威把杂誌递给亚瑟：“那你们得看看这个。李普曼为你写了一整篇檄文。他不只是支持你，他还把那些批评你的人狠狠批了一顿。”
    亚瑟接过杂誌，看到標题：《倒置的新闻学》。文章开篇就充满了火药味：
    【近日，围绕亚瑟·甘迺迪先生的爭论愈演愈烈。我一直在观察这场爭论，观察的结果让我深感不安。因为我看到的，是一种倒置的新闻学。】
    倒置的新闻学？李普曼提出这个概念肯定不是无的放矢。伊莎贝拉凑过来，和亚瑟一起读。
    【让我们从甘迺迪先生的“新闻武器论”说起。他指出：新闻本质上就是武器，关键在於为谁而战，如何锻造。有的批评者说，新闻应该客观中立，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武器。
    但这种批评恰恰证明了甘迺迪的论点。因为“客观中立”本身就是一种武器，它是权力最喜欢的武器。当狼和羊发生爭执时，要求“平衡报导”双方观点，本身就是在帮助狼。】
    亚瑟停下来，抬起头看著海明威。
    海明威说：“继续读，后面更精彩。”
    【当记者面对明显的不公时，如果他选择“客观中立”，不做价值判断，只是“平衡报导”双方观点，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帮助强者。
    因为在不平等的权力关係中，“平衡”本身就是不平衡的。
    市政厅有新闻发言人，有公关团队，有无数渠道发声。而普通市民呢？他们只有在记者愿意倾听时，才有发声的机会。
    如果记者在报导码头工人的困境时，必须“平衡”地引用市政厅的官方说辞，那么这种“平衡”实际上是在稀释真相，是在为权力辩护。
    这就像在报导一场火灾时，记者不仅要採访受害者，还必须“平衡”地採访纵火犯，听听他为什么要放火。这不是客观，这是荒谬。】
    接下来，李普曼开始逐一批驳那些批评文章。
    【罗伯特·本奇利先生在《纽约日报》撰文，说甘迺迪不懂戏剧结构，他的作品“缺少人性的温度与希望的微光”。
    这个批评听起来很专业。但让我们仔细想想，为什么必须要有“希望的微光”？
    难道真相本身还不够吗？难道我们必须在揭露黑暗的同时，还要假装看到光明，才算是“好的艺术”？
    这种要求，就像要求一个外科医生在切除肿瘤时，还要在伤口上撒点糖，让病人觉得甜一些。】
    亚瑟有些激动，没想到李普曼对自己的理解这么深。
    【乔治·简·內森先生的文章更加狡猾。他不否认艺术的价值，但他说：“戏剧可以等，但失业工人不能等。”
    这听起来很有道德感，很关心工人。但这是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。
    谁说戏剧和救济工人是对立的？谁说关注艺术就是忽视民生？
    这就像说，医生在研究疾病疗法时，应该先停下来，因为“研究可以等，但病人不能等”。
    按照这个逻辑，所有的研究都应该停止，所有的思考都应该让位，所有人都应该闭嘴，等待政府来解决问题。】
    伊莎贝拉忍不住说：“李普曼先生的话真是犀利。”
    【至於约翰·安德森先生罗列的“五大现实困难”，更是一种精致的恐嚇。
    困难的存在，从来不是放弃的理由。如果只有在条件完美时才能做事，那么什么事都做不成。
    贝多芬在耳聋时还在作曲，梵谷生前一幅画都卖不出去。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在完美的条件下诞生的，而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诞生的。
    安德森先生的文章，表面上是在“善意提醒”，实际上是在劝退。
    这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，准备跳过去。你不是直接拦住他，而是在旁边详细分析：悬崖有多宽，风速有多大，落地时可能受什么伤，成功率有多低。
    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，但你的目的是打压他的人格。】
    接著，李普曼总结道：
    【这些批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它们看起来客观、理性、专业，但实际上都在为权力服务。
    它们用各种“善意的提醒”、“专业的建议”、“现实的考量”，来消解甘迺迪的锐气，削弱甘迺迪的影响。
    这就是我所说的“倒置的新闻学”。
    它把新闻的本质顛倒了。新闻本应该质疑权力，但它却在维护权力。
    新闻本应该为弱者发声，但它却在为强者辩护。新闻本应该揭露真相，但它却在掩盖真相。
    在这种倒置的新闻学里，偏袒权力叫做“客观”，为弱者发声叫做“偏见”，揭露真相叫做“煽动”。黑就是白，白就是黑。】
    亚瑟读到这里，一种被深刻理解的震撼涌上心头。李普曼不只是在为他辩护，而是在为他所做的一切赋予更深层的意义。
    【甘迺迪先生正在做的，是一种新闻学的正本清源。他的“新闻武器论”，揭示了新闻的本质。他的讽刺专栏，展示了新闻的另一种可能。他的戏剧尝试，拓展了新闻的边界。
    这些尝试可能不完美，可能有缺陷，可能会失败。但它们是必要的。
    只有通过这样的尝试，我们才能打破那种倒置的新闻学，才能让新闻回归它应有的位置，站在人民一边，而不是站在权力一边。
    新闻界需要一场革命。不是推翻什么，而是恢復什么。恢復新闻的本来面目，恢復记者的职业良知，恢復媒体的社会责任。
    甘迺迪先生的尝试，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。让我们支持他，不是因为他是英雄，而是因为我们都应该成为这样的人。
    真理不会因为说出它的人年轻而变得不真实，正义不会因为捍卫它的人业余而变得不正义。
    在真相和权力之间，在人民和官僚之间，在勇气和怯懦之间，总要有人做出选择。
    甘迺迪先生做出了他的选择。现在，轮到我们做出我们的选择了。】
    亚瑟看完，深吸一口气，觉得不够过癮，重新拿起那本《大西洋月刊》，又看了一遍李普曼的文章，心中斗志澎湃。